中东又出事儿啦。特朗普刚结束对中东的访问，并且带走了3500亿美元的军售大单，以沙特为首的多国就宣布与卡塔尔断交，理由均是因为卡塔尔“干涉本国内政”、“支持恐怖主义活动”。卡塔尔作为中东地区的小国有何能量干涉这么多国家“内政”、支持了什么样的“恐怖主义”，以至于犯下众怒呢？

　　从媒体报道来看，主要是因为不久前媒体卡塔尔领导人发表了为伊朗辩护的言论，这引起了包括美国、沙特在内的诸多国家的不爽。所以，这场“断交潮”，表面上指向卡塔尔，实质上指向伊朗，是特朗普政府中东政策调整的产物。特朗普前脚离开中东立马出事儿，再次让人见识了域外大国对中东地缘政治的影响力，印证了“中东乱局大国制造”的事实。

　　基辛格曾说过，“中东的冲突并不像人们常说得那样持续了几千年。在很大程度上，它是我们2 0世纪的产物。”从根源上说，中东地区之所以持续动荡，与中东地缘政治版图破碎化直接相关，而这种地缘政治破碎局面的形成，本身就是西方列强分化的产物。

　　16世纪后，阿拉伯世界曾经统一于奥斯曼帝国，这个横跨亚非欧三洲的帝国强盛一时，不仅灭掉了西方人为之自豪的东罗马帝国，铁蹄还践踏过欧洲的土地，成为横亘于东西方世界的一个巨人。20世纪初，奥斯曼帝国走向积弱积贫，已成为软弱可欺的“西亚病夫”。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奥斯曼帝国与德奥一起对协约国作战，战败后成为英法等国削弱和瓜分的对象。西方历史上曾被强大而统一的阿拉伯世界所苦，这一次要抓住机会，彻底消除这个心腹大患。

　　一战中，英国积极挑动奥斯曼帝国内阿拉伯诸省发动叛乱，制造阿拉伯人与土耳其人之间的矛盾，削弱奥斯曼帝国与英国作战的能力。1916年6月，“阿拉伯大起义”发生后，参加阿拉伯起义的英国人劳伦斯向英国发回一份秘密文件称：这场起义“有助于促进我们的直接目的，即瓦解伊斯兰阵营，打败、毁灭奥斯曼帝国；……如果我们措施得当，他们就会保持政治分裂状态，成为一个由一些缺乏内聚力的相互忌惮的公国组成的组织。”英国可以借此实现将中东纳入殖民地的设想。奥斯曼帝国解体后，阿拉伯民族凭借庞大的人口、宗教、历史纽带，本来有潜质建立统一国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却最终被分裂为22个阿拉伯国家，中东从此进入了地缘政治破碎的动荡时期。

　　不仅如此，西方还制定了在阿拉伯世界植入外来敌人的计划。英国积极鼓励犹太人向阿拉伯土地移民。l917年11月，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发表表了着名的《贝尔福宣言》，支持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一个“犹太人的民族之家”。因为英国不愿意看到阿拉伯民族成为一支无法掌控的独立力量，在这一地区安插一个犹太人国家，将使阿拉伯世界持久混乱与分裂，更易于西方进行控制。丘吉尔直言：“巴勒斯坦的犹太国不但对犹太人有好处，而且能充当英帝国在中东的一个堡垒和盟国。”

　　西方“分而治之”与“植入敌人”的策略收到了效果。阿拉伯各国独立后，由于缺乏地缘版图巨大，足以主导地区局势的“核心国家”，加上各国不同的利益诉求，根本无法阻挡外部势力进入中东，很容易被英法等国分别控制，成为任人宰割的对象。允许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建国，本来就是为了“掺沙子”，搞乱阿拉伯世界。由于阿拉伯世界国家林立，内部矛盾众多，因此在对抗以色列问题上各怀心思，难以形成合力，使以色列最终由弱到强，成为阿拉伯世界最大的安全威胁，阿以冲突成为难以消除的心头之痛。很多人都说，阿拉伯世界之所以任人欺凌，主要根源就是阿拉伯人不团结，但这个“不团结”，正是列强分化的产物。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法走向衰落，但阿拉伯世界并没有迎来翻身做主人的机会。美国和苏联这两个超级大国把这一地区当做争夺世界霸权的主战场，分别采取“拉一派，打一派”手法，在中东扶植各自代理人，频频挑起“代理人战争”，使这一地区国家和人民深受其害。冷战结束后，中东成为美国禁脔，美国先后在1991年和2003年两次在海湾地区挑起战争，加紧对这一地区的控制，防止“阿拉伯复兴主义”的抬头与坐大，继续控制和主导对世界经济命脉至关重要石油产区。

　　美国中东政策主基调就是，维持一个适度紧张而可控制的中东为美国的战略利益服务，为此，美国在中东政策制定方面可谓机关算尽。极力袒护以色列让它扮演“搅动一池春水”的角色，把受到阿拉伯民族抵制的土耳其拉入北约增加它的地区影响力，对于占中东多数地域和人口的阿拉伯国家实施拉拢分化，并极力打击破坏阿拉伯民族复兴联合势力，对同样受排挤但战略位置重要、发展潜力巨大并试图拥核的伊朗，则长期奉行遏制打压政策。尽管美国在不同时期对中东地区国家的策略有所调整，但在核心政策上始终坚定支持以色列和维持地区势力均衡为目标，通过纵横捭阖维持着美国对中东地区的控制力和影响力。

　　小布什执政时期由于在中东地区发力过猛，导致陷入伊拉克、阿富汗现场战争泥潭，极大重创了美国的软硬实力，加上金融危机的冲击，美国对中东的控制力有所削弱。“阿拉伯之春”发生后，中东地区多个国家陷入持续的动荡。奥巴马主动调整了中东政策，试图在这一地区实施战略收缩，集中精力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应对中国的崛起。最具影响力的事件就是在2015年7月伊核协议的签署，使伊朗摆脱外交孤立的局面，伊朗在经济和外交上的压力大大减轻，这招致了沙特和以色列的强烈不满。

　　近年来，伊朗在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环境不断改善。老对头伊拉克崩溃让伊朗舒了一口气，伊核协议的签署为伊朗迎来新的发展机会。特别是在什叶派与逊尼派矛盾加剧，极端势力成为地区主要矛盾的背景下，伊朗通过对什叶派武装力量的支持，逐步形成了以伊朗为核心的什叶派势力集团。伊朗还通过支持俄罗斯在中东的军事行动，摆脱了单独支持阿萨德政权力不从心的困境，同时继续声援也门胡塞武装，在战略上拖住了沙特，在中东战略地位和影响力大幅提升，因而引起了沙特、以色列等国高度警惕和反弹。

　　特朗普在上台前就激烈批评奥巴马政府的中东政策，上任后巩固与沙特、以色列的关系。特朗普这次访问中东重申了对沙特和以色列的强力支持，表明了对伊朗的强硬态度。得到美国承诺的沙特迅速开始行动，这次牵头多国与卡塔尔断交，显示了坚决与伊朗开展斗争的态度。

　　中东地区混乱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围绕美国、沙特、以色列同伊朗斗争的大幕已经拉开，中东再次迎来多事之秋。

#p#副标题#e#

特朗普大招将美国砸晕：全世界目瞪口呆

　　从6月2日至4日，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举行 。今天上午，美国防部长马蒂斯首次在亚太地区公开发言，命题作文：“美国和亚太安全 ”。

　　这是美国换了新面孔之后，首次亮相香格里拉对话会，历次的香会，以奥巴马“亚太再平衡”为首，次次火药味十足，美国防长、美军司令一众放嘴炮 。

　　比如，2014年，美国前防长哈格尔做过一个程度过分的讲话，点名妄称中国“采取一系列导致南海不稳定、具有威胁性的活动 ”，台上台下说话都绕不开南海。

　　时任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在2014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火药味十足

　　2015年开始，卡特作为时任美国防长出席会议，也是对南海问题“老调重弹”，想把中国作为孤立的对象 。

　　这几天，大家都期待马蒂斯作为新防长的第一次参会，能详细阐述美国在亚太的防务政策，结果马蒂斯十分“靠谱”的，讲了一篇“圆润”的发言。

　　局座一直认为，美国的战略中心一定会是亚太，在亚太，一定会是朝鲜。果不其然，马蒂斯说到：

　　对亚太地区和平和安全构成最紧迫和危险的威胁是朝鲜。对于美国国家安全而言，美国将来自朝鲜的危险视为一大清晰和当下的危险。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前几天马蒂斯曾公开说，朝鲜半岛发生武力冲突的代价巨大，美方愿意同中方共同合作来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

　　对于中国，马蒂斯的讲话比起前任，明显收敛了太多。

　　他有一句话一下子就定了主调：“我们认识到，美中关系对于亚太地区稳定有多么重要。”

　　虽然讲话中也含沙射影的提到南海的问题，“航行自由”的台词，但变得越来越像例行的套路。

　　因为马蒂斯是军人出身，还是被称作“疯狗”的军人，所以今天有很多想在这一地区“搞事情”的人，都在期待“疯狗”能讲出什么“硬话”，好让人借题发挥。结果，马蒂斯讲了一篇没有太多重点的套路稿。

　　敢情特朗普的亚太新政还没被马蒂斯勾勒出来，就没墨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马蒂斯此次来，真的压力山大啊……

　　来之前，总统也没给个准话，到底该怎么说也没个框架。也许马蒂斯带着五角大楼去白宫找过好几次，但是，总统现在正和媒体吵架，掰扯着自己的通俄泄密各种“门”，根本忙不过来啊…

　　亚太一众盟友都巴望这看到美国“老大”的新亚太政策，能罩着小弟们给多少肉吃，但自己其实就只带了块“米花糖”，这压力能不大吗？

#p#副标题#e#

开个安全峰会这国也处处不忘诋毁中国！

　　为期三天的香格里拉对话会正在新加坡举行，个别域外国家一如既往地把这个名为“亚洲安全峰会”的平台当成了自己的主场，在地区防备和军事安全领域主动设置议题，强化自身影响力。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的发言，除了安抚美国盟友和安全伙伴外，马蒂斯老调重谈地强调了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安全领导地位及对盟友的安全承诺。此外，马蒂斯还同盟问题发表了如此“高论”：“历史证明，有强大同盟并且彼此间相互尊重的国家会兴盛，而那些没有（同盟）的国家会停滞不前，并且衰落。”

　　马蒂斯从“历史经验”得出的结盟会带来兴盛的观点，在第一军情评论员天中狼哥看来真的十分荒谬且可笑。从历史上看，军事同盟本身就是对抗的产物，拉帮结伙往往给一个地区安全形势带来紧张和冲突，而不是繁荣和兴盛。既然马蒂斯强调了“历史证明”，我们不妨翻开历史来个“反证明”。

　　“修昔底德陷阱”的本质就是霸权与结盟陷阱。修昔底德之后，“崛起”与“恐惧”成为解释雅典与斯巴达战争爆发的原因，但这并不是历史真相的全部。事实上，早在战争爆发25年以前雅典的实力达已经到了鼎盛时期，此后因为战争和内乱遭到削弱，美国学者唐纳德·卡根指出，战争爆发时双方实力的对比并不再向着有利于雅典的方向发展。从斯巴达国内情况来看，认识到雅典实力强大的那些人成为主和派，主张开战的势力恰恰对雅典实力存在严重的低估。因而，斯巴达因“恐惧”而发动战争以遏制雅典的说法并不能让人信服。

　　本质上来说，雅典和斯巴达推行的地区争霸与结盟政策才是导致双方矛盾冲突不可避免的根源。雅典与斯巴达作为提洛同盟与伯罗奔尼撒同盟盟主身陷“联盟陷阱”，卷入小国盟友科西拉与科林斯的冲突，最终演变成两个集团的全面战争。修昔底德本人也认为，雅典人和斯巴达人都不愿意向对方开战，但他们的各自盟国极力让他们相信战争不可避免，导致这两个大国都试图夺取决定性的先发优势而发动了战争。

　　在欧洲历史上，大国之间结盟争霸更是导致多场严重的冲突和战争，两次世界大战是大国争霸与结盟陷阱的升级版。

　　第一次世界大战被西方学者描述为列强“跌跌撞撞地陷入战争”。开战前，欧洲各主要大国的政策呈现出明显的矛盾：一方面，和平主义思潮在欧洲大行其道，各国政要普遍认为不可能发生战争；另一方面，英德为首的协约国与同盟国不断扩大各自阵营，双方为限制对方和争夺势力范围的矛盾不断上升。当萨拉热窝的枪声响起时，欧洲各主要大国仓促应对，基于“同盟的义务”导致协约国与同盟国两大阵营卷入一场规模空前的浩劫。第二次世界大战本身更是结盟争霸的产物，它导致的后果是一场全球性、毁灭性的灾难。

　　历史上诸多教训表明，霸权主义与结盟政治是威胁和平的根源，它所积聚的破坏性能量哪怕是遇到一星半点的火星儿，都可能被点燃引爆，引发难以预料的灾难。

　　亚洲国家历史上受够了太多列强的苦难，和平发展的愿望十分强烈，一些国家却无视地区国家和人民的呼声，不断扩大和强化在亚洲地区的军事同盟，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实现对崛起的亚洲的控制和主导，这对亚洲地区安全来说，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陷阱，而绝非为了让亚洲地区国家走向“兴盛”。

　　当前，美国亚太军事同盟的目标正指向中国。一些人抱着旧殖民思维看待二十一世纪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中国，不断散布各种谬论。给中国扣上“企图以实力改变现状”的帽子，把中国说成是“一个对现行国际体系不满的崛起大国”，鼓吹“中国正追求与实力相匹配的支配性权力”，污蔑“中国是一个志在对近代屈辱史复仇的国家”，渲染“世界资源承受不起中国崛起的压力”，妄称“‘中国道路’对‘西方模式’构成威胁”，等等，成为形形色色“中国威胁论”鼓吹者的抹黑伎俩。把中国几代人艰苦奋斗换来的发展成果的歪曲成“中国威胁论”的原罪，难道在那些人心中中国只有永远积贫积弱任其欲取欲求才符合他们给中国的定位？把中国的发展视作“威胁”，吹响遏制中国的“集结号”，妄图挑起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提防和孤立，这是同盟鼓吹者给中国挖的陷阱。

　　中国已经多次庄严宣告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决不动摇，不会走国强必霸的老路，倡导共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致力于构建新新型大国关系打破传统大国冲突的“历史宿命”，并为此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总有一些人身处21世纪脑袋却还停留在遥远的过去，鼓吹通过遏制别国发展来维持本国特殊地位和收益。个别国家企图以旧的做派处理新时期的国家关系，不断扩大和巩固军事同盟体系，动辄将大炮巨舰拖出来到别人家门口游弋一番展示肌肉，激化和升级地区矛盾热点推进军事布局，打造针对别国的遏制与封堵网络。这些过时的观念和做法成为威胁世界与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因素。

　　世界上本不存在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以给别国挖陷阱的方式处理大国关系，到头来难免作茧自缚。美国学者约瑟夫·奈说过，相信冲突不可避免的想法，本身就是冲突的根源，“我们现在若是把中国当成敌人，我们可能就为自己树立了一个敌人”。有关国家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应该多听听这类声音，早日抛弃大国冲突的旧逻辑，走合作共赢之路，为本国、为亚太、更为世界谋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p#副标题#e#

中国三代发动机高瞻远瞩：美国第四代才有

　　有人曾问起过航空发动机的转子的转向问题，问其是否一致，今天驭风就来解说其中原委。

　　航空涡轮发动机最早由轴流式和离心式组成，之后由于功用不同，派生出了涡喷、涡扇、涡桨、涡轴、和桨扇。我们这儿指的转子主要指的动子，其通过轴悬挂在静子上，也就是所谓轴流式，即通过轴传动动子或叫转子，最早轴流式发动机都是单转子的，但由于单转子发动机由于叶尖切线马赫数的限制，进口部分的转子叶轮直径不能做得更大，在一定的转速情况下，单转子发动机如果前部叶片做过大直径的话，后部小直径叶轮未超过叶尖切线马赫数的情况下，前部已经达到了叶尖切线马赫数的极限，而超过叶尖切线马赫数的后果即是失速，这直接造成了前后进气不匹配，也直接造成了前喘后振，也就是所谓喘振。为了安排前后不同转子的叶轮直径的转速要求，随之产生了双转子，乃至于三转子发动机，其转速分别安排在两种或者三种转速，前部大直径压气机称为低压压气机，其直接与后部大直径的低压涡轮通过低压轴相连，称为低压段，安排在较低转速，而中部较小直径的压气机和较小直径的涡轮则通过高压轴相连，称为高压段，安排在较高转速，低压轴和高压轴是同心套筒相连的轴，通过联轴器相连，而所谓三转子，则是在高压转子和低压转子间安排中压转子，以达到更好压气机整流的目的，两转子和三转子的不同转速通过齿轮箱加以调节。而现在所谓流行的齿轮传动风扇发动机，则是两转子和三转子间的折中安排，即不安排中压轴，而是通过齿轮调速驱动当中的增压级调节出中压转速，以更好的安排不同直径的转子工作在各自合适的转速，以达到更好的整流和压缩空气的效果。

　　解释完了轴流的双转子和三转子发动机，我们回过头来说航空发动机的转子转向问题，最早开始时候，单转子由于工作在同一转速，没有因为双转子或者多转子不同转速的烦恼，而转速的不同则直接造成了轴向和扭矩力不同的问题，也浪费一定的转速，随之科学家通过长时间的不断摸索终于找到了解决的办法，高低压对转，高低转动方向相反，这就相对抵消了轴向和扭矩力的问题，而最早运用这个技术的则是图95熊式轰炸机的两付对转螺旋桨，而俄罗斯的卡莫夫设计局的共轴式直升机的螺旋桨也是采用了这个原理。至于在涡喷和涡扇发动机上的运用，美国最早是在F-22的发动机F119上开始运用，而我国在此技术上的运用则始于涡扇-10A太行发动机。

　　科技源于不经意的发现，从轴流式涡轮发动机单转子到多转子人类发展了二十年，而从多转子的同转向到对转转向人类则经历了更长时间，但正因为采用了对转技术，F119发动机才积累了从三代发动机到四代发动机坚实的基础，今天的话题就说到这儿，驭风谢谢大家的分享！

#p#副标题#e#

中国30名技术专家宣誓 全力突破发动机难关

杨柳吐翠，玉兰绽新。3月的北京，已是春意盎然。

红旗猎猎，众志成城。与会场外明媚春光交相辉映的是中国航发2017年度“铸心”新长征党员突击队授旗现场燃起的炽热激情。

雄壮的乐曲声中，30个突击队的代表依次上台，从中国航发党组书记、董事长曹建国的手中接过战旗。战旗鲜红如血，“‘铸心’新长征党员突击队”几个大字金黄遒劲。

“坚决执行党组决策，牢记使命、务实担当，直面挑战、苦干实干，坚决完成任务，走好航发‘新长征路’；矢志不渝、全力以赴，铸强劲动力‘中国心’！宣誓人……”全体“铸心”新长征党员突击队代表手擎队旗，面向鲜红的党旗，在与会人员的见证下，郑重宣誓。

历史会永远铭记这一刻。铿锵的誓言，庄严的承诺，这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是一份自我勉励和期许，也是集团“铸心”新长征党员突击队代表全体航发人发出的时代最强音。

“看到曹建国董事长逐一为‘铸心’新长征党员突击队授旗，听到大家震撼人心的宣誓，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这正是中国航发紧扣业务抓党建，抓好党建促业务的生动体现。”参加会议的有关领导即席发出这样的感慨。

国之重器、倾心铸之。实施党建“铸心”工程，是中国航发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发挥党建工作引领作用，推动党政工团形成组织合力，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职工勠力同心，铸就动力强军的“中国心”，实现科技报国的“中国梦”的一次创新实践。

铸思想之“心”，成就飞机之“心”。构建具有自身特色的党建工作格局，融入中心创新党建工作载体，将党建“软实力”转化为科研生产“硬实力”，中国航发正脚踏实地、用心践行。

“非常荣幸能够作为代表参加‘铸心’新长征党员突击队授旗、宣誓仪式，也非常激动能够亲身经历中国航发这历史性的一刻。激情澎湃的现场，铿锵有力的誓言，激励着每一位参会人员，也深刻表达了中国航发所有员工铸强动力‘中国心’的决心。”某项目厂所联合突击队代表于乃江说，通过此次授旗，相信全体突击队队员会更加坚定信念，凭借各专业之间相互协同配合，解决一个个“第一次”的问题，圆满完成所承担的任务。

“作为‘铸心’新长征党员突击队的一员，代表某重点项目团队接受集团领导的授旗，感到非常自豪和激动，同时也感到肩上担子和责任的重大。我们将坚决执行党组决策，按研究所和工厂党委的要求，提高试制质量，加大关键技术攻关力度，确保按时间节点完成好各项目标和任务。”某发动机厂所联合突击队代表曹茂国激动地说。

“2017年是产品定型的决胜之年。参加今天的授旗仪式，深感责任重大。我们将牢记宗旨，牢记承诺，不负重托，团结和带领产品研发团队，坚决落实集团战略，聚焦主业，真抓实干，确保圆满完成型号年度任务。”某发动机厂所联合突击队代表高洁表示。

“我们将全面从严治党融入中心工作，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航空发动机基础研究工作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组织保障，坚决完成集团赋予的开展航空发动机基础研究的使命任务。”专项基础研究突击队代表弓志强如是说。

手擎队旗，步履铿锵。某部件交付突击队代表赵松表示，这是一面意义非凡的鲜红旗帜，凝聚了全体航发人的智慧与心血，把它握在手中，责任感与使命感不觉油然而生，更加坚定了突击队迎接挑战、坚决完成部件生产任务的决心与意志。

“我们既面临新的挑战，又面临航空发动机事业大发展的巨大机遇，必须充分发挥党员先锋突击队的模范带头作用，勠力同心、矢志不渝，攻坚克难，全身心地投入这一伟大的事业中，为航空工业的发展，为我国发动机具备强有力的动力而奋斗。”某附件研制突击队代表吴忠敏说，手握曹建国董事长亲自授予的红旗，团队定将以我热血，牢记使命，全力以赴，铸就强劲“中国心”。

浩渺无极行，扬帆但信风。中国航发2017年度30个“铸心”新长征党员突击队只是集团9.6万干部职工务实创新、担当奉献，攻坚克难、建功专项的一个缩影。展望未来，美好前景值得期待。在集团党组正确领导下，中国航发广大干部职工将牢记使命，牢记责任，党建铸心，在自主研制先进可靠航空发动机的“新长征”之路上奋勇前进。

#p#副标题#e#

中国航天再创新纪录！一举打破美日垄断

　　2016年12月22日3时22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我国首颗全球二氧化碳监测科学实验卫星（TANSAT，简称“碳卫星”或“嗅碳卫星”）发射升空。

　　该卫星的成功研制和后续在轨稳定运行，将使我国初步形成针对全球、中国及其他重点地区大气二氧化碳浓度监测能力。此次任务，还搭载发射了1颗高分微纳卫星和2颗光谱微纳卫星。

　　搭载着我国首颗全球二氧化碳监测科学实验卫星的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静待发射

　　此次发射的碳卫星，是我国首颗、全球第三颗专门用于“看”全球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的卫星。该卫星的成功研制和后续在轨稳定运行，将使我国初步形成针对全球、中国及其他重点地区的大气二氧化碳浓度监测能力，填补了我国在温室气体检测方面的技术空白，其成果对我国掌握全球变暖的变化规律和全球碳排放分布、提高我国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国际话语权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火箭发射升空后，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及其下属多个测控站接续开展精准控制。在火箭飞行约13分钟后，火箭搭载的多颗卫星依次进行星箭分离，相继进入预定轨道。随后，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发送指令，控制卫星展开太阳能帆板，建立正常工作状态。后续，西安卫星测控中心还将承担卫星在轨运行长期管理等工作。

　　碳卫星是科技部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提升我国全球二氧化碳监测能力部署的一项重大任务。

　搭载着我国首颗全球二氧化碳监测科学实验卫星的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一飞冲天

　　2009年，国家遥感中心组织专家组开始中国碳卫星的前期战略研究工作；2011年在863计划的支持下“全球二氧化碳监测科学实验卫星与应用示范”重大项目（中国碳卫星）正式由科技部立项，

　　由中科院国家空间科学中心负责工程总体，中科院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负责卫星系统，中科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研制有效载荷，中国气象局国家卫星气象中心负责地面数据接收处理与二氧化碳反演验证系统的研制、建设和运行。

#p#副标题#e#

　　项目目标研制并发射一颗“以高光谱二氧化碳探测仪、多谱段云与气溶胶探测仪为主要载荷的高空间分辨率和高光谱分辨率全球二氧化碳监测科学实验卫星”，建立高光谱卫星地面数据处理与验证系统，形成对全球、中国及其他重点地区大气二氧化碳浓度监测能力，监测精度达到1-4ppm（百万分比浓度），即是说，当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变化超过百万分之四时，“千里眼”就必须发现。

　美国OCO-2卫星

　　用于发射任务的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所属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研制。这次发射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243次飞行。

　　太空中怎么能“看”到二氧化碳？“看”到了二氧化碳又有什么用？这颗卫星还带了哪些“高精尖”科技？记者采访相关专家，揭开碳卫星的神秘面纱。

　　“千里眼”看颜色识气体

　碳卫星的工作原理

　　从厚厚包裹着地球的大气层中，识别出哪些气体是二氧化碳，还要画出一张张“动态图”——碳卫星需要安上特制的“千里眼”。

　　早在1992年世界各国即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旨在将大气二氧化碳浓度稳定在某一水平上以防止人类活动严重干扰气候系统。之后，数次全球范围内的气候大会，都显示出国际社会对温室气体排放导致全球气候变化的普遍认同，气候变化问题已超越地缘政治成为关系人类命运的重要议题。

#p#副标题#e#

　　中国本次发射的碳卫星，搭载了一台高光谱与高空间分辨率二氧化碳探测仪。这台探测仪的工作原理，是在可见光和近红外谱段，利用分子吸收谱线探测二氧化碳浓度。

　　碳卫星实现大气温室气体探测是基于大气吸收池原理，用通俗的话说，就是通过看“颜色”来识别二氧化碳气体。中科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郑玉权解释，太阳光经过空气时，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分子对许多精细的颜色有了不同程度吸收。通过光学仪器对这些色彩进行非常精准的测量，可以反向推算出二氧化碳分子数量，从而得知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

　碳卫星的工作原理

　　通过对全球柱浓度的序列分析，并借助数据同化系统的一系列模型，可推演出全球二氧化碳的通量变化（单位时间通过单位面积的二氧化碳总量），这正是碳循环研究的核心数据基础。

　　长春光机所助理研究员蔺超说，长春光机所为此制造了大面积衍射光栅，相当于在头发丝的宽度上划出200余条形状和直线度要求很高的刻线，“这样的精密元件，如同细密梳子，才能过滤出更为精细的色彩”。

　　地面观测点也能搜集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数据，为什么还要发射卫星？碳卫星工程地面应用系统总设计师杨忠东说，全球二氧化碳地面观测站点总共仅有数百个，难以满足监测需求，只有用卫星俯瞰，才能绘制二氧化碳分布的全景图。

　　“碳排放”要有中国数据

　NASA公布的首张全球CO2分布图

　　掌握全球的二氧化碳分布状况有什么用？科技部国家遥感中心总工程师李加洪说，在碳排放数据上知己知彼，对提升我国在国际气候变化方面的话语权具有重要意义。

　　全球变暖、极端天气……严峻的气候变化形势面前，减少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排放成为必然选择。碳排放的量化监测是各国最终实现温室气体减排的重要技术基础，在所有的碳排放量监测手段中，目前只有星载高光谱温室气体探测技术既能对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浓度进行高精度探测，又能获取全球各区域的气体浓度分布数据。

#p#副标题#e#

　　正因如此，各发达国家纷纷研发专用卫星。由于技术难度极高，目前仅有两颗卫星从太空监视地球温室气体排放：一颗由日本2009年发射（GOSAT），一颗由美国2014年发射（OCO-2）。

　　也是在2015年12月22日，美国NASA公布了首张全球二氧化碳分布图，其中中低纬度部分地区的大气二氧化碳浓度突破了400ppm。

　　碳卫星载荷系统

　　李加洪介绍，我国发射的碳卫星通过地面数据接收、处理与验证系统，定期获取全球二氧化碳分布图，使我国在大气二氧化碳监测方面跻身国际前列。

　　“持家先要有账本，这个‘账本’就是我们自己监测到的碳排放量。”李加洪说。

　“高精尖”未来有望测雾霾

　　搭载着我国首颗全球二氧化碳监测科学实验卫星的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点火发射

　　碳卫星上除了搭载二氧化碳探测仪，还有另一件“利器”——多谱段云与气溶胶探测仪。这台探测仪可以测量云、大气颗粒物等辅助信息，为科学家精确反向推演二氧化碳浓度剔除干扰因素。

　　多谱段云与气溶胶探测仪虽然不是“主角”，但可能会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收获。

#p#副标题#e#

　　杨忠东说，多谱段云与气溶胶探测仪能监测大气中的颗粒物，可以帮助气象学家提高天气预报的准确性，并为研究PM2.5等大气污染成因提供重要数据支撑。

　　研究人员表示，具体如何监测雾霾，要等碳卫星传送回第一份数据后再做分析判断。

　　碳卫星的几种工作模式

　　此外，碳卫星实现全球观测，是卫星平台频繁调整姿态、“翩翩起舞”的结果。在此过程中，科研人员突破了多项关键技术，实现了技术跨越发展。

　碳卫星的几种工作模式

　　或与国外合作形成碳卫星“虚拟星座”

　　碳卫星最终实现全球观测，还需要卫星平台实现灵活的观测模式。二氧化碳探测仪与卫星平台配合，通过主平面天底和耀斑两种主要观测模式，才能对全球陆地和海面路径上二氧化碳的吸收光谱进行精确测量。

#p#副标题#e#

　　为保证在轨获取光谱数据的精度，载荷需要进行对日、对月定标，这也需要卫星平台频繁调整姿态、翩翩起舞。中国碳卫星绝对是地球之上的灵魂舞者。

　　当然，仅有卫星是远远不能完成使命的，若要实现最终任务目标，需要多个大系统协调配合。在科技部、中国科学院的共同组织下，碳卫星按照航天工程模式，组成了卫星、运载、发射场、测控、应用五大系统。

　碳卫星的几种工作模式

　　碳卫星发射运行后，科学数据将依托风云系列地面接收站资源完成数据下传。这些数据并不是直接可用的二氧化碳浓度分布，需要经过气象学家进行高精度的全球二氧化碳分布反演计算，才能最终成为全球二氧化碳观测数据产品并共享发布。

　碳卫星的几种工作模式

　　气候问题是全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解决气候问题、监测碳排放也是需要世界各国努力合作的问题。李加洪曾谈到：“做全球二氧化碳监测仅仅一两颗卫星是不够的，我国（碳卫星）是第三颗，欧洲也将碳卫星列入计划。我们希望通过这颗卫星和其他几个国家合作形成碳卫星‘虚拟星座’，联合观测大气二氧化碳，为全球气候变化提供更加丰富的监测数据”。

#p#副标题#e#

1973年毛泽东暂停载人航天：先处理地球上的事

　　“921”中国载人航天计划出台始末

　　中央专委召开宇宙飞船会议

　　1961年4月、1962年2月，苏联和美国先后发射成功载人飞船。接着，美国启动了“阿波罗”登月计划。消息传来，中国许多航天专家彻夜难眠，决心奋起直追。

　　1966年3月11日，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议，讨论国防科委关于两弹结合试验的报告。当时，我国已成功进行了两次原子弹爆炸试验，但仍处于“有弹无枪”状态。此次会议就是要讨论导弹核武器试验方案。

　　几天后，根据航天专家进一步发展运载工具的建议，在国防科工委的主持下，召开了一次极秘密的宇宙飞船规划会议。

　　经过20多天的讨论，专家们达成共识：我国无意参加美苏的太空战，但载人航天技术具有广阔的发展和应用前景。我国在卫星研制的同时，也应逐步开展宇宙飞船的研究工作。中央专委采纳了专家们的意见。

　　空军秘密选拔航天员1970年7月14日，就在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成功发射不久，毛泽东主席批复了一份发展我国载人航天的报告。专家们在报告中呼吁，要“一鼓作气，把中国人送入太空”。

　　1971年4月，80多家单位、400多名航天专家来到北京京西宾馆，对载人航天进行了深入讨论，确定了“714工程”发展载人航天。时任国防部五院院长的钱学森将飞船命名为“曙光一号”，计划在1973年底发射升空。

　　航天员的选拔与训练由空军负责。选拔小组于1970年10月成立，开始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选拔航天员。在跑遍了全国的空军驻地后，选拔小组从1000多名歼击机飞行员中挑选出80多人，经过淘汰，最终只剩下19人。

#p#副标题#e#

　　毛泽东 资料图

　“先处理地球上的事”

　　为了在1973年底能发射“曙光一号”，航天专家们做了许多防热材料和大型试验，甚至连运输飞船的车辆和航天员的食物也有了初级产品。更重要的是，“曙光一号”的全尺寸模型也做了出来。

　　在做完这些准备工程后，航天专家们已“倾尽所有”。在那个政治动荡、经济困难的年代，国家拿不出更多钱来支持和发展航天事业。由于经费的缺口，载人航天计划无力为继。“把用在载人航天上的钱，搞经济建设更有实际效果”，国内开始出现很大的争议。

　　最终，毛主席拍板定案，载人航天的事暂停一下，先处理地球上的事，地球外的事往后放放。

航天技术列入“863”计划

　　1986年3月5日，邓小平在王大珩等四位科学家的建议书上批示：“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由此，我国开始集中发展高技术，这就是“863计划”。由于航天技术是863计划选定的第二个高技术领域，因此编号为“863—2”。

　　当时的航天部组织了载人航天可靠性论证，但由于载人航天投入大，风险高，直接经济效益不明显，对于中国究竟要不要搞载人航天，专家们存在较大的分歧。这场争论一下子又进行了5年。

　　最终，针对当时美国和前苏联掀起的空间站建造热潮，参与论证的专家认为，一个国家能否在外层空间长期占有一定的位置，是其国际地位和综合国力的主要标志之一。而空间站系统就是在近地轨道上建立的一个能长期进行载人空间科学实验的基地，专家们决定把发展载人空间站系统作为“863—2”的目标，此举得到中央批准。

#p#副标题#e#

哈尔滨会议论“机型”

　　要建设空间站，首先要解决的就是采用何种运输工具。航天专家选取了五种方案进行深入论证和对比分析，分别是宇宙飞船、不带主动力的小型航天飞机、带主动力的航天飞机、两级火箭飞机和空天飞机。1988年7月，上百位航天专家汇集哈尔滨，根据五种方案的主题报告，讨论决定最终“机型”。

　　在仔细研究了“几箱子材料”后，最后集中到两个方案：一是原航天部下属的上海八院和北京一院提交的“长城一号”航天飞机方案，二是北京五院提交的飞船计划。

　　虽然当时有许多人都支持航天飞机方案，但在综合考虑了自身的技术基础和经济能力后，1990年5月，“863—2”专家委员会最终确定了“投资较小，风险也小，把握较大”的飞船方案。

确定三步走战略

　　为了部署我国载人航天工程总体技术方案，1991年6月29日，“863—2”首席科学家屠善澄院士代表该领域专家委员会，向中央专委建议在20世纪末建成初步配套的试验性载人飞船工程，并实现首次载人飞行；在2010年稍后建成自己的空间站。

　　直至1992年8月1日，中央专委已先后七次召开专门会议，听取载人航天工程可行性论证汇报。中央专委原则上同意了载人航天工程总体技术方案，我国载人航天三步走战略逐步浮出水面：首先是在2002年前，发射两艘无人飞船和一艘载人飞船，并开展空间应用科学实验；然后在2007年前后突破载人飞船和空间飞行器的交会对接技术，发射一个短期有人照料的空间实验室；第三步是建造20吨级的长期有人照料的空间站。

　　1992年9月2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正式批准了《中央专委关于开展我国载人飞船工程研制的请示》，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就此正式立项实施，代号“921”。

#p#副标题#e#

毛泽东首次访苏受冷落 赫鲁晓夫甚至不知道他是谁

　　核心提示：赫鲁晓夫的一个助手告诉上司：莫斯科来了一个叫“毛泽东”的人。“谁？”疑惑不解的赫鲁晓夫问。

　　1949年12月，毛泽东终于踏上了他的第一次莫斯科之行。《纽约时报》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后因他从莫斯科发回的报道而获得普利策奖）还记得，在此前几个月里，斯大林对毛泽东即将全面胜利一事保持缄默，苏联的报刊也几乎只字不提此事。

　　《真理报》在最后一版登过零星消息，“《消息报》上有过几小段报道。除此之外，很难看到‘中国’一词”。即使是在毛泽东已经踏上奔赴莫斯科的路程时，人们看到的依旧是苏联最高领导人的冷漠。

　　斯大林的70岁大寿注定要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次盛大聚会，不容其他人或其他事件冲淡其重要性。

　　12月6日，毛泽东登上前往莫斯科的专列。当时，内战刚刚结束，他担心遭到国内反动派的袭击。他乘坐装甲列车，沿线每100米便设一个哨兵。

　　在到达东北最大的城市沈阳时，他下车检查是否有他的海报。结果，他只看到了寥寥几张，更多的却是毛泽东眼中的亲苏分子高岗为斯大林作的画像。毛泽东非常愤怒，下令卸下装有高岗送给斯大林礼物的车厢。

#p#副标题#e#

　　在12月16日到达莫斯科时，毛泽东更为愤愤不平。他并没有被当做一个把世界最大的国家带上共产主义道路的领袖，而是像历史学家亚当·乌拉姆（哈佛大学教授，美国的苏联问题权威——译者注)所说的，“似乎他和保加利亚领导人没什么区别”。

　　只有两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莫洛托夫和布尔加宁来到车站迎接毛泽东。毛泽东自备一桌丰盛的午餐，邀请这两人与他共饮。他们以与外交惯例不符为名婉言谢绝。

　　之后，毛泽东又请他们陪同前往原定的下榻酒店，但再次遭到拒绝。当然，更没有什么大型欢迎仪式或是庆祝典礼之类的事情了。

　　似乎毛泽东此行的目的就是来学习如何在斯大林的世界，或者说共产主义宇宙中寻找自己的位置。

　　如果他是斯大林的共产主义兄弟，那就应该知道，在这个宇宙里，只有一位共产主义大哥，而且这个大哥的地位至高无上。

　　赫鲁晓夫的一个助手告诉上司：莫斯科来了一个叫“毛泽东”的人。

　　“谁？”疑惑不解的赫鲁晓夫问。

　　“你知道的，就是那个中国人。”助手回答。这就是莫斯科对毛泽东的说法：那个中国人。他们也是这样对待这个中国人的。

　　中国代表团的主要欢迎仪式并不是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而是被安排到老市政厅。用乌尔姆的话说，“这里通常是招待那些无足轻重的资本主义国家达官贵人的地方”。